我站在老宅天井里，看着雨水顺着瓦檐连成珠线，砸在青苔满布的石板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祖母说，这宅子有年头了，从她嫁过来那年就在修，修了半辈子也没修完。墙根的砖缝里长着野草，雨水一泡，泛着绿幽幽的光。
那年我十二岁，第一次见到梅儿。
她跟着父亲从上海回来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头发梳得油亮，辫梢扎着红头绳。她站在堂屋门口，怯生生地揪着衣角，眼睛却亮晶晶的，像老宅天井里那口井的水。
“这是你表妹。”母亲推了我一把，“叫梅儿。”
我吭哧了半天，没叫出声。她倒笑了，露出一颗小虎牙。
梅儿在镇上住了下来。她父亲是洋行里的买办，说是回乡避乱，可镇上的人都说，是上海闹罢工，躲风头来了。这些事我不懂，只知道梅儿来了之后，日子变得有趣了。
我们一起去河里摸鱼，她卷起裤腿站在水里，比我还利索。她教我用芦苇杆吹口哨，吹出来的调子像小鸟叫。她还会背《诗经》，说是她父亲教的，可我总觉得她背得颠三倒四的，把“关关雎鸠”背成了“关关之鸠”。
“你背错了。”我说。
“没背错，就是这样的。”她梗着脖子争辩，脸涨得通红。
我没再和她争，但心里记下了，决定去找镇上的老秀才问问。老秀才抽着水烟袋，眯着眼睛想了半天，说：“《诗经》里是‘关关雎鸠’，没有‘关关之鸠’。”
我兴冲冲地跑去找梅儿，想告诉她我赢了。可到了她家门口，却听见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还有她父亲粗声大气的骂声：“叫你别去河边，你偏去！一个女孩子，成天疯疯癫癫的，像什么样子！”
我缩在墙角，大气不敢出。过了一会儿，梅儿出来了，眼圈红红的，一见我就笑了，说：“你听见了？”我点点头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大人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偏要管。”
那年秋天，梅儿的父亲整顿好了上海的事务，要带她回去。临走那天，我站在镇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着她坐上黄包车，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，渐渐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。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挥了挥手，辫子上的红头绳在风里飘着。
后来，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那一年是民国十七年，北伐军刚打到上海，镇上的报纸每天都是些我看不懂的消息。老秀才说，世道要变了。可我觉得，世道变不变，梅儿都不会回来了。
老宅的梅雨又下了起来，我站在天井里，看着雨水打湿的墙角，想着梅儿说的那句“关关之鸠”。也许她从没背错过，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，记住了那个夏天。
